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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方格旗在蒙特利尔湿滑的赛道上空舞动时,迈凯伦车队的指挥墙上，橙蓝色的数据流正以令人窒息的频率跳动着，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，这对被围场誉为本世纪最强天才组合的搭档，正驾驶着那辆火星车，试图将哈斯车队最后一丝抵抗的意志碾碎在发卡弯的沥青上。
这是一场关于“数量”与“唯一”的战争。
迈凯伦拥有两台赛车,两套战术，两次试错的机会，他们像是潮水，一波又一波地涌来，前翼的乱流与引擎的轰鸣交织成一张蓝色的网，试图将哈斯那抹孤独的红色彻底笼罩，而哈斯，这支自成立以来便习惯在预算帽边缘游走、在技术规则夹缝中生存的美国车队，在比赛的第七十三圈，只剩下了一个选择。
那个选择,叫乔治·拉塞尔。
当维修区里的工程师们通过无线电,用沙哑的嗓音通知他“保护轮胎，开启省油模式，我们需要你以0.5秒的圈速差距撑到最后一圈”时，拉塞尔没有回答，他只是握紧了方向盘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，他的后视镜里，是迈凯伦那刺眼的大灯，像两条毒蛇的信子，不断舔舐着他的扩散器。
这不是一场关于冠军的争夺,而是一场关于“活着”的守卫战，哈斯没有迈凯伦的研发预算，没有银箭工场的风洞时间，甚至没有足够的备用鼻翼来应对一次轻微的碰撞，他们在这场鏖战中唯一的资本，就是这台经过无数次极限调校、仿佛与拉塞尔长在一起的VF-24，以及那个坐在驾驶舱里，眼神比碳纤维还坚硬的英国人。
拉塞尔知道,身后的诺里斯正在寻找每一个缝隙，在直道末端，迈凯伦的DRS（可变尾翼）开合时产生的那声气动巨响，仿佛是对哈斯战术的嘲笑，但拉塞尔没有失误，他在入弯点前急刹，让赛车以几乎不可能的角度切入进去，用那副已经被磨平的硬胎，在地面上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，他放弃了传统的赛车线，故意走了一条脏线，用轮胎表面的橡胶颗粒，在迈凯伦的前翼前方扬起一阵灰色的雨幕。
这是孤注一掷的防守,是只有当你身后没有任何支援、只有一堵名为“车队荣誉”的墙时，才敢做出的赌博。
“他在用生命防守。”哈斯的首席工程师在无线电里，声音有些颤抖，他看懂了拉塞尔的意图：这位年轻的英国车手，正在用最残忍的方式消耗自己赛车的后轮寿命，每一次剧烈的横摆，每一次出弯时的强行加速，都在将轮胎的抓地力提前透支，来换取那零点几秒的入弯优势。
拉塞尔的脑子里,此刻没有关于明年合同的谈判，没有关于世界冠军的幻想，他唯一的念头，是那个在赛前战术会上，领队施泰纳红着眼睛说的那句话：“伙计们，我们可能造不出最快的车，但我们可以造出最不愿认输的车，如果我们今天不能让迈凯伦在赛后感到后怕，那我们就不配叫哈斯。”
在倒数第三圈,诺里斯终于完成了超越，但拉塞尔仅仅用了两个弯道，便在进弯前使用延迟刹车，以一种近乎自杀式的方式，重新夺回了位置，这一动作，让迈凯伦的赛车在慌乱中锁死了轮胎，冲进了缓冲区。
那一刻,整条赛道的喧嚣仿佛都静止了，只剩下远处看台上，那抹孤零零的红色旗帜在雨中猎猎作响。
当拉塞尔驾驶着那辆前翼已经布满裂痕、后轮几乎磨出帆布的赛车，以第五名的成绩冲过终点线时，他没有做出任何庆祝动作，他只是慢慢地将车停在了颁奖区外的缓冲带上，然后放下方向盘，双手掩面。
他哭了。
不是因为胜利,而是因为那种独自扛着整支车队、在实力远胜于己的对手面前，用意志力硬生生撕开一道生路的巨大压力，在冲线的一瞬间彻底释放了。
哈斯车队没有赢下比赛,但在那一刻，整个F1围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在这项以科技和资本为王的运动里，一个“唯一”的选择，比一百个天才的构想更具决定性的力量。
因为拉塞尔,是哈斯在那个无法选择的日子里，唯一的选择，而他，用一场史诗级的防守，为这辆红色的赛车，在迈凯伦风暴的席卷下，筑起了一座不会坍塌的城墙。